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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突发事件报道中看传媒的社会责任与面临挑战 <点击复制本贴地址,推荐给朋友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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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摘要】
近年来,我国突发事件频繁发生,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。面对突发事件,媒体的社会责任担当,不仅是操作层面上的技术议题,更是一种理念、精神上永恒的追求。此外,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,突发事件报道如何应对其面临的挑战,都是本文将探讨和研究的问题。

【关键词】

突发事件 媒体 社会责任 挑战

3月16日起,当日本还陷在由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危机时,中国却陷入一场莫名的抢盐狂潮。虽然卫生部门第一时间就辟了谣,但老百姓为什么容易轻信谣言?
原因在于人们对媒体公开信息的不信任——突发事件发生后,媒体经常报喜不报忧,权威专家常以安抚民众情绪的角色出现;地方重大恶性事件经常瞒报,等到事情闹大了,兜不住了,相关方面才被迫承认事态的严重性。这样的事情反复多次后,媒体在公众心目中就失去了权威性和可信度。
那么,被称为“社会的瞭望者”和“历史的记录者”的媒体,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担当社会责任呢?

一.“突发事件”的概念界定
根据我国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的规定,对突发事件的概念界定是:“所谓突发事件,是指突然发生,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,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。”
正因为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、不确定性、危害性或危机性的特点,公众的信息需求显得比平时更为急迫,媒体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公开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。在新闻实践中,社会人的道德伦理与新闻人的专业素养却时时出现两难困境,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。

二.新闻价值的挖掘 VS 新闻伦理的坚守

——以2008.5.12汶川大地震为例
汶川发生8.0级特大地震,这样的突发性灾难,想回避痛苦是不可能的,关键问题是如何表现痛苦,表现痛苦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。就拿对“最坚强中国警察”蒋敏的采访来说,她在大地震中失去了包括父母、女儿在内的十个亲人,但仍然坚守工作岗位上,这一事件有很大的新闻价值,这样的典型也是媒体绝对不会放过的。
但看看记者是如何采访的:“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,看到老人和小孩,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?”从心理学的角度讲,此时的她是在潜意识里,用繁忙的工作去强制自己不要去想那让她撕心裂肺的伤痛,可记者偏偏要解开伤疤,更过分的是,此后她被某门户网站“请”到嘉宾访谈间接受采访,她坦言已不记得多少次因为难受而晕倒。
对于记者来说,报道大于一切吗?在灾区某地现场,有个营救员正在抢救伤病员,但由于这个营救员挡住了摄像机位,一位主持人却对营救员说:“你让让好不好,我们先拍。”大家都说救人要紧,这位主持人却说:“只要5分钟就好。”
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,对突发事件的真实记录与直播,追求现场感、真实性是记者的责任,但追求客观真实并不是忽视人的价值、生命与尊严,追求“热点”、“焦点”更不应该忽视广大受众的心理承受力。如何在报道中科学、合理地融人人文关怀精神,如何避免大众传媒的媚俗痼疾,如何坚守住新闻伦理的底线,是每一个新闻人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。

三.新闻观点的倾向、预判 VS 新闻镜像的平衡、真实

——以2010.10.16“我爸是李刚”事件为例
这里所讲的“平衡”,来自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傅剑锋的观点:“在调查上态度是冷静与中立的,在语言表述上是不作价值判断与价值预性并且中性化的,在整个报道形式上是关键均衡并且富于建设性的。这就是我所认为的‘平衡’的基本内涵。”
突发事件报道由于其特殊性和不确定性,应对于观点的交锋和客观的事实予以最大限度的客观呈现,将其中的是非曲直,交由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。特别在负面报道中,媒体要着重于第一手信息和多方观点的采集,注意权威性意见的整理和建设性意见的提出,避免预先的价值倾向判断影响报道的客观性。
比如“我爸是李刚”事件中,媒体疯狂报道李刚父子“道歉作秀”一说,我不完全认同。从传统上看,中国是个好面子的民族,并无多少认错的习惯,特别是身为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李刚这样一个官员,能够主动站在镜头前道歉,本身是要具备勇气的。道歉也好,谢罪也好,给民众传递的只是一种姿态,尽管它并不能减轻对李启铭的法律处罚,但表明了肇事者家人对这一事件的认知态度,不管李启铭是否真正反省,父亲李刚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肯定的。
在李启铭驾车交通肇事逃逸事件中,媒体在感情上的“预判”很多——河北大学“封口令”、“道歉作秀”、官员“五套房产”的腐败……固然这来自于媒体人的热心和正义感,但这不是让客观、平衡”和冷静缺位的理由。当感情的喧嚣沉寂,理性的思考重寻支点之时,我们才会发现非理性的推波助澜会产生多么大的后果。

四.新闻消费主义 VS 人文精神关怀

——以2008.7.1杨佳袭警案为例
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体在人文关怀上的缺位。究其根本,是“新闻传媒的发展理念冲突和混乱……一些新闻传媒在‘新闻消费主义’、‘新闻平民化’的幌子下,热衷追逐、满足受众的感官需求,强调媒介的市场战友招术,而放弃了对人的深刻的关心和关注。”
以2008年7月份发生的杨佳袭警案为例,诚然,杨佳是杀害6名警察的犯罪分子,但这并不意味着杨佳就要被媒体贴上“毫无人性”“心理扭曲”的标签。对于杨佳的犯罪事实,有些媒体一开始就误导读者给他贴上妖魔化的标签,“像这把血债累累的刀的拥有者完全可以用‘丧心病狂’、‘穷凶极恶’、‘毫无人性的暴徒’来形容”,这根本没有透过表面的犯罪现象,深挖其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,而是将新闻大大地消费了一把。
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中的“人”时,应该避免过分的戏剧化、个人化,避免使受众忽略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深层次原因和核心问题,而仅仅停留在表层现象的展示上,媒体如果过分渲染气氛,使突发事件过于戏剧化,就会无形中蒙蔽住受众的双眼。
新闻通过一种个人化的、戏剧化的、不连贯的形式展现在受众面前,受众难以看清事件背景、问题根源和现实意义,让受众觉得自己的生活环境混乱无序。在理性的情况下,新闻信息需要更加具有分析性、更有高度,更能反映核心的问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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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维稳的和谐假象 VS 报道的问责缺失

——以上海2010.11.15胶州路公寓大火为例
媒体在“上海11·15特大火灾”的报道中,贯穿整个事件的报道都围绕着紧张的救援、领导重视、追悼会、伤员和死者的安抚工作等,对在导致事件的问责报道上存在盲点,出现了对事故责任追问的失语。
我们期盼的东西,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到来。在国务院上海“11·15”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上,事故调查组组长骆琳表示,上海大火是“一起不该发生的、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”,那么这场人祸,究竟谁该是第一责任人呢?“第一时间”被刑拘的,是号称“无证”的农民焊工。我们就不明白了,是否“有证”的焊工,就能娴熟到焊接中不发出一点点火星?“有证”的焊工,是否就用不着那“易燃材料”的防护网?“有证”的焊工,是否就有一种神奇的能力,让保温材料遇到火不燃烧?而这些,我们的媒体为什么没有追问?我们呼唤政府问责制的诞生,建筑施工方曾遭上海建交委两度“点名”,为何仍能4年36次中标政府工程?只有公开细节,才能找出问题的节点所在,便于其他地方汲取教训;只有消除公众质疑,接受社会监督,才能一点点揭露真相。
从长远利益出发,媒体对责任追问的失语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。首先,这有损公众的知情权,进一步妨碍其监督权的有效落实,不利于推动社会民主进程;其次,问责的缺失会蒙蔽事实真相,难以有效提供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措施。回想2007年“华南虎照”事件的揭露,与媒体广泛深入的追踪报道不无关系,并最终推动政府不得不给公众一个“说法”,显示了媒体对政府信息发布具有强大推动力。


六.链接的粉饰性效果 VS 公正的立场与视点

——以2008.11.15杭州萧山湘湖段地铁施工塌方为例
杭州萧山湘湖段地铁施工塌方是中国地铁建设史上伤亡严重的事故。对事故发生后一周内当地新闻媒体一系列的报道进行分析,我们看到当地媒体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努力,但值得注意的是,几家纸媒在这次事件的报道中都不约而同地划出版面刊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地铁建设过程中发生同类事件的新闻链接。虽然丰富了版面和报道的内容,但客观上很可能给公众造成错觉——挖地铁出事故是正常的。因而起到了转移公众视线焦点,减轻政府舆论压力的作用。
麦克姆斯和肖发现了媒体具有“议程设置能力”: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,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。媒体通过议题的设定,不但能影响公众“想什么”,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“怎么想”。
新闻媒体在消息来源空前丰富的情况下,如何从政府可公开的众多信息中进行选择,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符合新闻规律的加工处理并公正、客观地呈现给公众,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业务课题。一个媒体赖以赢得竞争、赢得对手的主要因素,不只是靠具有原创性的独家新闻,也不只是靠独家的、具有原创性的信息加工标准、加工方式、信息处理手段及信息表现方式,而在于所有加工、处理、表现方式的出发点,那就是公正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视点。

七.媒体如何应对新媒介环境下的突发事件报道
在上海11·15特大火灾报道中,网络、纸媒和电视都表现出不可忽视的作用,特别是微博充分发挥其发布快捷性与传播迅速性的优势,是新媒体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个典型。

1.微博——先声夺人的消息源
微博在这次火灾报道中异军突起。最早发布火灾消息的是微博——新浪微博网友“蔡強尼”通过手机在14:20发布信息并配发自拍照片:“隔壁的隔壁失火了!我已经先报警了!”根据官方发布的起火时间,这条消息是在起火不到5分钟后发出的。在火灾发生1小时内,仅仅通过微博获悉火灾发生的网友起码达到数万。11月21日(头七)那天形成空前网络哀悼的也是微博。
传统媒体也不得不借力微博,如《东方早报》的微博在15:12发布,其内容来自新浪微博“头条新闻”;《新闻晨报》的微博在15:17发布,其内容来自新民网。
此外,在事件发生接下来几天里,在平面媒体的报道力度逐步下降时,微博上出现了关于火灾原因探查和问责的帖子,虽然有些“内幕”消息是道听途说,但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。

由此可见,由于时间与地域限制,传统媒体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到达突发事件现场,而微博凭借着其人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信息发布的即时性等特性,将成为突发事件的最先信息来源,以后传统媒体通过微博寻找突发事件的线索和素材实为必须。

2.电视直播——同步震撼的场景再现
这次的火灾报道中,电视直播动作之迅速(15:33,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就在节目中以滚动消息播出,随后其他电视媒体跟上)和时间之长(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推出《上海胶州路高层住宅火灾直播报道》,连线前方记者同步报道火灾现场救援情况,现场直播一直到18时),在上海近几年的突发事件报道中从没出现过,获得了绝大多数受众的好评。
面对突发事件,媒体在做好保证安全播出的预案后,应该当机立断进行直播,这不仅能使受众第一时间了解最真实的信息,满足了其知情权,还可以使受众同步、震撼地感受现场的火情,实现新闻的真实性和现场感。
可以预料的是,对于突发事件,电视直播必然会更加频繁,投入的人力和设备也将更多,此次SMG新闻中心甚至动用了直升机进行航拍。同时电视媒体也在通过网络电视台的形式,发挥相对分众化传播的特点,主要内容是视频新闻。

3.平面媒体——内容为王的深度展示
报纸为代表的平面媒体,在网络和电视的冲击下,对突发事件的报道,在时间上明显缺乏竞争力,因此很多报纸都通过微博抢先“直播”。虽然内容来自转发,因其发布者是具有权威性的平面媒体,而获得了信息确认,表明已派出记者采访;同时,通过微博鼓励读者通过留言或评论进行互动,为次日出版的报纸内容进行民意征集与线索搜集。纸媒的微博“直播”,预示了未来突发事件报道的新方式。
时间不是纸媒的优势所在,随着火灾事件的深入,报纸的策划能力、记者的调查能力开始显现,报道思路非常清晰,各个版面条块明确,传播影响力依旧是“内容为王”在主导。如《新闻晨报》是上海纸媒中唯一为遇难者立传的,也是最早作为媒体向火灾遇难者献花的,同时关注了火灾发生过程中的政府决策与媒体报道,角度比较新颖与独特;《东方早报》则以将新闻报道作为历史传记的自信,对于灾民安置点进行跟踪报道,不惜版面地报道营救与逃生故事,可以看出都经过专人构架与润色。
突发事件经过一番热闹之后,平面媒体的新闻故事和调查性报道,才是受众最关心的东西,这才是纸媒的生命力所在。
面对突发事件,媒体的社会责任担当,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,它不仅是一个操作层面上的技术议题,更是一种理念、精神上永恒的追求。当下国内的媒体,虽然在报道中有诸多限制,但也应用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智慧完成记者的使命,并应对新媒介环境下的挑战。
突发事件是新闻富矿,是检验一个职业记者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的试金石,也是挑战其与时俱进与创新意识的多棱镜。(作者系:浙江大学
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)


【参考文献】
1.付剑锋:《我体悟的两大采写原则》,《南方周末·后台》(第一专),邓科主编,南方报业出版社,2006年版。
2.《突发事件应对法实用问答》,中国出版社,2007年版。
3.罗以澄:《新闻媒介是和谐社会守望者》,《中国三峡建设》,2006年第2期。
4.皮传荣:《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》,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(人文社科版)》,2008年第8期。
5.林鸿:《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媒体责任的反思——杭州地铁塌陷事件报道的分析》,《现代传播》,2009年第2期。
6.王冠一、史诗阳:《由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媒体话语特征看传媒的社会责任担当——以2008 年<南方周末>头版突发事件报道为例》,《东南传播》,2009年第8期。
7.扬光:《论突发事件报道中必备的人文视阀》,《安顺学院院报》,2010年第4期。
8.唐宏伟:《从上海11·15火灾报道看媒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》,《新闻实践》,2011年第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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